他主持召开批判自己的会议，几乎一言不发

邓小平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

作者｜（美）傅高义 冯克利 译

摘自｜《邓小平时代》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5年10月，毛泽东起用他的侄子毛远新当他的新联络员。11月3日，毛远新和邓小平进行了谈话，但是谈话进行得并不愉快。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做检讨。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八人会议，原来的四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四人帮”成员之一）和三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了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

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八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以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泽东显然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

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作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作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

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邓小平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批邓的进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11月20日达到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的这种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 1960年，毛泽东和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谈话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对“文革”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假如他能在毛泽东身后获得一定的决策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整顿时，他已做好了挨批和丢官的精神准备。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美国）福特总统就要在12月1日至5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做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巧妙而强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仍然掌握着决定他命运的大权，他必须与那些仍然敬仰毛泽东的干部共事，尽管“文革”造成了许多错误。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主持的定于11月24日召开的会议，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给毛泽东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议提出了具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议。

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部，他们也要对路线方针有正确的理解。但是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但是毛泽东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有13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评刘冰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刘冰的信是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平。

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作出答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

《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1月26日下发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烦。

11月26日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

12月18日，毛远新把一些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伯父，这是10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委、上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求允许下发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意了这一请求。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

邓小平在同一天（即12月20日）简短地做了一个没有书面记录的“口头检讨”。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八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12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记录。他说，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

不出所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做出答复，而是扩大了批邓运动。

1976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12月20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

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邓小平交出检讨五天后，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作者用不太大的篇幅追溯了“邓小平时代”的“前世”，探讨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轨必然性、逻辑性，追述邓小平之所以发誓领导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出走，除了外部压力、冷战解体、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破产，还与邓小平个人所受教育、所信奉的理念有关，甚至与他的小家庭有着非常密切因果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的。

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200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

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是傅高义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巨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在写作上既不苛求历史人物，也不为尊者讳。

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但写得很客观，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

张维迎：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

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

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

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

本书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今天再次上架。我早在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时，就买过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刚在先知书店查询了，10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

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强烈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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